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五级火灾，建筑外墙火势蔓延之快、火情造成伤亡之重，为超高层建筑施工和消防安全敲响警钟。11月29日，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不到一周的时间，广州、上海、长沙等地相继发文，全面加强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严禁使用国家及住建主管部门明令淘汰、禁止的危及生产安全的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

　　火灾救援中，舆论讨论颇多的一个话题是：为何没用无人机进行灭火？对此，香港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已作出回应，表示无人机灭火仍在探索阶段。南都N视频记者进一步采访了解到，无人机灭火在技术、实战、价格、体制机制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掣肘，是一个讨论起来较为复杂的问题。

　　另外，二十年前，高层住房和超高层建筑在一二线城市大量兴起，中国也一度成为“世界上超高层建筑数量最多和增长最快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多名受访业界的人表示，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的警示意义不止于施工安全。目前中国内地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工作多针对2000年以前多层住房，随着多地高层住房与居住人口一起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何在业主自发或政府主导的更新改造中，构成全链条责任体系并破解投入难题？对于原有建筑规划设计及设备已难以满足现行防火规范要求的老旧高层，在以微更新为主的改造中能否最大限度地消除火灾隐患？当“老人楼”施工中遭遇大火，如何疏解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任何一个环节的忽视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酿成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

　　12月1日下午4时，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廉政专员胡英明和警务处刑事及保安处处长陈东，在政府总部披露调查和跟进工作最新进展。当局公布，在宏福苑不同位置采集的棚网样本中有7个未达阻燃测试标准，初步相信火警涉及使用不合规棚网。目前，警方已以误杀罪拘捕13人，不排除后续有更多人被捕。

　　截至12月2日16时，火灾已造成156人遇难，目前仍有大约30名市民失联。12月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将成立由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对大埔宏福苑火灾调查到底、问责到底。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继续跟进宏福苑火灾约30名失联人员搜索。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已收到外界捐款13亿港元，连同政府投入的3亿港元启动资金，基金总额已有约16亿港元，将用于协助居民重建家园。李家超指出，这场大火反映多个环节出现失误，要进行系统性改革。香港会同时成立独立委员会对火灾做出详细的调查，政府将提供调查所需资料和其他支持，委员会将向他提出建议及报告。李家超表示，救援工作不会停顿，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受灾家庭，会协助受灾家庭重建家园。必须放眼长远，稳步推进社会正常运作。

　　为何在此次香港大火中没看到无人机灭火的身影。南都N视频记者通过对各方的采访了解到，这背后的原因较为复杂。

　　11月28日，香港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就不使用无人机灭火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说：“无人机灭火目前在消防总队还处于探索和试行阶段，使用这类无人机时，我们要考虑它的负载能力，无人机搭载的灭火水带直径比我们现在消防车喷水的覆盖直径要小得多，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其能用于灭火的水量相对较少，此次多个单元同时起火的情况下，无人机灭火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做法。”一位港媒记者也透露，香港没有采购无人机灭火装备，内地此次派无人机救助，但现场火势太大，加上风力影响，无人机无法靠近。

　　事实上，内地有一批研发制造高层灭火无人机装备的企业，其中不乏优秀选手，它们在应对百米高层建筑起火的演习中获得过优异成绩。以广州市华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华科尔”）为例，其研发的地空一体的无人机作战模式，能轻松实现地面消防联动控制系统与空中无人机的联动。消防车搭载水带系留式消防灭火无人机，通过系留供电设计，由消防车提供不间断电力供应，配合空压泡沫系统及超大水箱，可实现单车2小时不间断供应灭火泡沫。

　　“我司研发的消防无人机可以抗8级大风，在高空气流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可以稳定地高压喷洒泡沫灭火剂。有一款消防无人机最快可3分钟飞到170米的高度（按3米层高计算，约计56层），只要消防车能开进去并供水，无人机就能够直接进行灭火任务。”广州华科尔有关部门负责人李潭说。

　　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消防员在演示无人机灭火操作。 新华社发（周杨东 摄）

　　像广州华科尔这样的企业在内地不只一家，但在表现性能上略有差异，比如，有的企业研发的消防无人机在5分钟内最高飞至150米，喷射泡沫剂连续作业1小时。

　　此外，就目前演练的情况去看，有些企业研发的消防无人机存在稳定性不足、部署速度慢等问题。

　　北京卓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无人装备售前工程师李宪军指出，对于高层建筑灭火，无人机适用于“就近部署、快速到场起飞、灭高处早期小火”的场景，解决够不着、防蔓延的问题。

　　另外，尽管内地已有多家企业研发了无人机高层救火的方案并制造了配套装备，但目前基本处于演习演练阶段，没有真正实战过，实践中，无人机多作火情勘察之用。

　　某地消防救援的工作人员对南都记者表示，无人化智能化将是未来消防救援的一大趋势，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的无人机在技术上还有改进的空间，对结构复杂的建筑物，无人机从外部没办法实现内部抵近灭火，效果可能会差一点。

　　无人机灭火需要应对的是不同灭火场景的复杂情况。李宪军表示，高层、超高层居民楼一旦火势骤起，无人机的喷射灭火泡沫液流量确实挡不住，持续大流量水体冲击方有效果，小股水流会被汽化助燃。

　　李宪军还说，楼体外大流量举高水车又有占地面积大、布设慢、自重大等问题，作业高度有限，最高100米左右。无人机高层建筑灭火系统作为新式消防设施，在什么场景、什么阶段、如何与现有装备配合使用，如何与楼体内消防活动配合使用，需要更多实战验证。

　　10月16日，观众在天津直博会低空经济馆内体验一款垂直起降（eVTOL）航空器。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企业研发制造的无人机为何缺乏高层灭火的实战经验？进一步追问下，多位业内的人表示，因为高层灭火的应用场景很少。

　　据消防系统业内人士介绍，无人机在高层消防安全领域的应用，核心围绕“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展开，主要聚焦两大场景发挥作用。在火灾预防方面，它能精准排查电瓶车飞线充电、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堵塞等常见隐患，尤其是针对高层居住小区、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区域，联合地面人员联勤联动，每天开展常态化巡航。在灭火救援方面，目前普遍的使用的小型无人机，核心功能是侦查，而非灭火。大型无人机则大多数都用在把灭火药剂等快速投送到位。

　　在低空经济发展热潮下，无人机灭火等消防救援场景被业界认为是一种刚需。对于缺乏场景应用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家创新与发展的策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在一场论坛上就曾谈道，发展低空经济，打造场景至关重要。场景要具备刚需、痛点、高频这三个特征。但无人机救火不符合高频的特征，因为高层火灾并非高频事件。

　　有业内人士透露，由于缺乏应用和商业回报，企业在高层灭火装备研发上投入不足。面对担责等压力，业界呼吁要建立一定的容错机制。这样企业研发的灭火装备才有积极性，低空经济才能在场景中谋发展。

　　此外，无人灭火装备售价普遍偏高，有企业对“消防车+无人机”高层灭火装备的报价为400万元，有观点认为，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抑制了政府采购单位的积极性。

　　南京一处集办公、酒店、公寓、商业于一体的超大型综合性建筑群。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据香港新界大埔屋邨宏福苑灭火现场情况，面对熊熊燃烧和不断蔓延的大火，无人机的身影显得渺小，这不免让人把目光集中到楼高超30层、90米的宏福苑住宅楼。

　　高层建筑起火是世界性救援难题。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一级指挥长王天瑞去年10月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高层民用建筑100多万栋，超过100米的超高层建筑5000余栋，总量世界第一。特别是建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一些高层建筑，各种设备已进入老化期，安全风险比较高。近年来，全国的高层建筑火灾呈逐年上升趋势，2024年前8个月共计3.6万起，超过2023年全年的总和。

　　据中国国家地理消息，早在2023年，中国所拥有的高度超过150米的大楼数量已达到3088座，位居全球第一。自1976年中国首座超过百米的建筑落成以来，各地建楼的“攀高”风气逐年强劲。

　　然而，超百米的高层建筑存在安全缺口：百米以上楼层起火时，高喷水柱没办法抵达，云梯车难以及时驰援，大幅加剧救援难度与伤亡风险。出于确保与消防救援能力匹配等方面的考虑，我国多年前就在国家层面发布了建筑物“限高令”。

　　2022年，国家发改委就发布过“限高令”,并在《“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明确禁止新建50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250米以上建筑。

　　在住建部层面，早在2018年，《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已提出“住宅高度不宜超过80米”的指导性意见；2021年，住建部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要求“一般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并建立决策责任终身制；2025年5月1日，由住建部发布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该规范规定，住宅建筑平均层数的高层Ⅱ类（18-26层），建筑高度控制最大值限80米。

　　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今年10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深圳市住建局联合发布《关于稳妥推进〈住宅项目规范〉实施的通知》，该文件明确，报批建筑高度超80米的住宅项目，需要在土地供应和消防审查环节征求同级消防救援部门意见，确保与深圳市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

　　除了深圳，江苏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关于加强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控的意见》，其中规定相关部门在审批80米以上住宅建筑、100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应征求同级消防救援机构意见。

　　目前，香港大埔火灾的真正原因还在调查中，高层、竹棚、网罩、泡沫胶等因素都曾引发热议。值得思考的是：在目前内地城市更新、大力推行“好房子”的过程中，消防安全警钟如何长鸣？楼道停放电动车、堆砌易燃物、抽烟等行为如何制止？“好房子”何尝不该是“安全的房子”？

　　此次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不仅再度凸显了高层建筑失火造成的伤亡之重，也揭示了除消防等设备老化外，老旧高层建筑的另一风险——翻修期的施工风险。多名受访业界人士均提到，消防设施老化失效仍是老旧高层住宅建筑消防改造面临的主体问题。总的来看，内部起火在近年来我国高层建筑的火灾事件中占比更高。但近年来我国多起灾情严重的高层起火事件，均由外墙起火所致，这又往往与建筑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后的施工改造密切相关。

　　“此次造成香港火情迅速蔓延、施工所用的竹（木）脚手架，以及非阻燃型密目式安全网等在中国内地已禁止使用，但不排除中小施工公司违规使用风险。此外，早些年使用的外墙保温材料防火等级不达标，水平安全网、装修用到的材料阻燃等级较低，稀料、油漆等易燃液体与动火作业交叉，现场存在大量可燃物，违章用电，电动设备质控不达标，实施工程人员或居民乱置烟头等情况，均存在火灾风险。”上海润居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赵军对第一财经表示。

　　与此同时，高层住宅建筑具备烟囱效应，楼梯间、管道井等竖向空间存在温差，空气密度未能保持一致，火灾事故持续期间，在空气密度差驱动下，加快竖向气流运动速度，火灾烟气沿着竖向空间向上快速流动，可能致使火势快速扩散，乃至绕开防火/防烟分区，这也是高层建筑火灾蔓延速度远超普通多层住宅建筑的重要原因。“在香港、广东、重庆等采光条件较好的地区，六边形‘蜂窝状’的建筑群较多，加之早年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较低，一旦施工导致外墙起火，这种烟囱效应可能加剧。”刘国权表示。

　　赵军认为，无论香港地区还是内地，建筑施工的消防安全规范已比较完善，但问题就在于法律和法规与实践执行的脱节。

　　他提到，根据中国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下称“新安法”），生产经营单位全员安全责任制。也就是说，施工公司自身要对作业安全承担主体责任。但让他们“自己管自己”，部分施工方可能为节约资金、压缩成本，抱着侥幸心理擅自降低消防安全标准，又或者在高层施工较为漫长的过程中，出现麻痹大意的情景。

　　施工监督管理体系的漏洞还存在于另外两个维度。赵军分析说，一方面老旧高层建筑有几率存在多产权问题，为消防设施的管理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尽管新安法同样提到“加大对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惩处力度”，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发布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中还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各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举报制度，鼓励公众和从业人员举报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但事后监管和公众监管的效用毕竟有限，事前施工风险防范还处于“投入不足、机制不健全、问题发现和整改脱节”的阶段。

　　截至12月2日，据每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兰州、海口和贵阳等地已相继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行动。

　　比如，上海开展高层住宅、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实战拉动演练，对重点场所水源、消防通道、登高场地开展巡查和实地测试；重庆对重点高层住宅电缆井进行排查，对易燃杂物堆积、防火封堵缺失等隐患进行检查。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11月28日发布的《关于逐步加强房屋建筑领域施工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明确，规范材料使用，严禁使用淘汰工艺材料。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项目相关单位及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各相关责任主体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及省、市工程建设有关法律法规，严禁使用国家及住建主管部门明令淘汰、禁止的危及生产安全的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各责任单位要对进场材料来严格核查，确保材料性能符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从源头上消除隐患。

　　11月29日，据应急管理部官网消息，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排查整治最重要的包含正在进行外墙改造施工的高层民用建筑、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改造的高层民用建筑、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设施设备、高层民用建筑的日常消防安全管理等。重点排查整治新装外墙保温系统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使用竹（木）脚手架、非阻燃型密目式安全网等已禁止使用的材料、工艺和设备等情况，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人员密集场所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作业等。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针对高密度居住小区，应该建立多层级消防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包含业主/租客日常的消防安全意识，物业对于小区社区安全风险隐患的常态化排查，业主自治社区管理的定期排查和查漏补缺，街道及区级政府对于小区消防的系统布局。推进试点房屋消防安全保险工作，借助保险防患于未然的天然优势，在消除隐患的同时，能在出险后进行理赔。同时，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对于涉及消防隐患的区域、设施设备，应该更新采用新型防火耐火材料；对于消防死角，则采用消防智能化设施设备做预警和预报。

　　“新形势下，城市更新是一项长期任务，而灾害治理中的防灾能力系统性提升也无法一蹴而就，数十年尺度的长周期效应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体现。我国城镇化稳定发展阶段，由于城镇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各类设施进入性能衰退期也有着非常明显的阶段波动特征，城市更新需求和防灾需要空间与时间上高度切合，探索中国式的两者相互成就路径愈显迫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撰文指出。